从现在的考古结果看，以动物为动力的车起源于美索不达米亚，也就是两河流域，那时的车并不只以马为动力，而是马、牛、驴兼有，所以并不能称为马车。在公元前3500 年的乌鲁克文化遗迹中，考古学家发现了一个象形文字“车”，这是目前发现的关于车的最早记载。在公元前3000—前2800 年的哈拉夫文化遗址中，发现了最早车的图像。它被绘在一个彩色陶钵上，是双轮车的形制。在同一层位上，还发现了用黏土制作的车模型。车的实物遗迹，在幼发拉底河下游的基什王墓（四轮车形制）、今伊朗西南部底格里斯河下游东部的古埃兰苏萨遗址、幼发拉底河下游与波斯湾交汇附近的乌尔王陵（亦为四轮车形制）等地都有发现，大概为公元前2600 年—前2500 年。

据考古发现，中国使用车子的年代则要比两河流域晚不少时间。2004 年，考古学家在年代约为公元前1900 年—前1600 年的偃师二里头夏代中晚期都城遗址发现了最早的车辙。两辙间的距离约为1 米，车辙长5 米多，由南向东西延伸。这是目前考古发现华夏先民使用车的最早痕迹。再加上一些考古遗迹中表现出的越往东，车痕迹就越多的迹象（如在亚美尼亚塞凡湖地区发现的公元前1900 年墓葬发现的双轮车，新疆、甘肃、青海地区发现的属于“四坝文化”的车的遗迹），一些学者倾向于车是从两河流域传到中国的。但也有一些学者提出了不同看法，他们认为车的传播路线缺少中间环节，难以构成车向东传播的完整轨迹图，所以中国的车应该是本土发明的而不是从西方传入的。目前要得出确切的结论，还需要进一步研究，但不少学者都认为中国的车受到了外部影响。

乌尔王陵描绘的四轮车

中国的战车，一般特指由马匹来驱动的作战马车。能用来役使的驯化马，从目前的考古研究来看并不产自中国。最早的驯化马遗迹发现于基辅以南250 千米的德雷夫卡遗址——位于黑海北部第聂伯河流域的森林草原。在随后的岁月，驯化马传播到了小亚细亚、伊朗、叙利亚和埃及等地。直到中国的商代中晚期，驯化马可能才传入中国，因为此时驯化马的骨骼开始大量出现在考古遗迹中。商王武丁王后妇好墓出土的玉马也是佐证。也就是说，这一时期，马车真正出现在了中国历史的记载和遗迹中。武丁所在的时期，商朝武功处于鼎盛状态。中国历史上有记载的最早“伏击战”也是武丁在征讨巴方势力时出现的。出土的甲骨文有这样的记载：“妇好其比沚戛伐巴方，王自东骚伐，戎陷于妇好位。”意思是，武丁的妻子妇好与大将沚戛预先在一地埋伏，武丁则率军向巴方军队发动骚扰性攻击，将其逼入妇好、沚戛二人布置好的包围圈，并歼灭了巴方军队。武丁还曾率军先后与土方、鬼方、羌方等势力发生战争并获得胜利，这些势力大约位于中国今西部、北部地区。如果这些势力使用马车，武丁在征讨这些势力时必然也会获得马车实物，从而将马车传入中国。虽然这种推论很有道理，但中西马车在形制上的一些差异则不同意这种说法。

如果中国的马车是由西方传来的，那么它与西方马车应该相同吧，但事实不是这样的。中国马车（以下特指先秦时代）的车轮尺寸比西方马车大一些，西方马车车轮一般轮径在0.8~0.9 米之间，而中国马车的车轮轮径从目前的考古成果看，普遍在1 米以上，多为1.4 米左右。中西马车的系驾法（马车与马匹的联结方法）也完全不同。西方马车采用“颈式系驾法”，也就是将连在车衡的带子直接绑在马匹的脖颈上，以脖颈为受力处。这种系驾方式公元8 世纪时都能从西方马车中看到。这种如同“将书包背带勒在脖子上”的系驾方式严重压迫马匹的气管，无法完全发挥马匹的体能。中国马车则采用以马的肩胛两侧为受力部位的“轭靷式系驾法”，使用这种系驾方式的马车车轮大、车厢小，并因马匹颈部并不受力，所以可以最大限度发挥马匹的体能。假如当时东西方的马车有一场直线竞速比赛，在使用相同马匹的情况下，获胜的必然是中国马车。

使用颈式系驾法的西方战车

秦始皇陵铜车马，其系驾法与西方系驾法并不相同

既然马车这种高效率工具的出现与商王朝的对外战争有关，那么马车也必然会被投入战争。考古发现的不少商代马车是配备戈、刀、弓①的战车，从其形制和配备上大概能推测其作战方式。这些战车的车厢大的能容纳三人，小的能容纳两人，车厢后部敞开以方便车上人员上下车辆，车厢围栏较低，均在50 厘米左右。从这种形制和留存下来的图画来看，商代的车战当是一种“远战射箭，近战挥戈”的作战方式，战车上的士兵在距离敌军较远时使用弓射击敌军，待到近处时则使用戈进行肉搏，甚至跳下战车进入步战。这种作战方式的痕迹在战国时期的兵书《六韬》中还能找到，即对车兵“走能逐奔马，及驰而乘之”的体能技术要求（根据考古结果，商代已经有了骑兵）。

随后，车厢的围栏渐渐升高。至春秋时期，战车已成为战场上的主要突击力量，在两军交战时发现敌军的弱点破绽——“八胜之地”。如果用战车为首的突击力量发动大规模的冲锋，即使发动战车冲锋的一方并不占据数量上的优势也能获胜，即《六韬》中所说的“将明害于十害八胜，敌虽围周，千乘万骑，前驱庞驰，万战必胜”。因为战车拥有强大的作战能力，当时各国军队都以战车为基本作战单位，形容战车众多的“千乘之国”一词也成了当时强国的代名词。当然，春秋时期战车配属的数十名徒步士兵也是战车强大战力的基础。

但是，随着游牧民族的活跃和游牧民族骑兵不断南下，战车的地位开始动摇。战车的速度虽然比步兵快得多，但无法与骑兵相比。战车冲锋的作战方式在面对速度更快的骑兵时也无法发挥作用，而且，其庞大的体积是游牧民族骑兵的“活靶子”。是故，在与北方游牧民族作战时，战车很难像在与其他中原国家作战时那样发挥重要作用。“空间可以恢复，但时间一去不复返”，后世伟大军事家拿破仑道出了为何移动速度更快的骑兵能占优势的原因所在。战车彻底被淘汰，则是在马具发展完善、中原势力的主要敌人变为北方游牧民族之后。

西汉王朝建立初期，战车在汉帝国的武备序列中仍占有一席之地。但汉王朝与匈奴帝国爆发长久的大规模战争后，战车难以适应这种被兵家称为“离合之兵”的骑兵交战的战争。最终，在汉武帝为政时期，作为突击力量的战车从汉帝国的武备中完全消失。至此，传统意义上的战车退出了战争舞台。

直到明代，游牧民族与农耕民族的死斗又发生了新变化。随着火药与金属处理技术的成熟，金属管形射击火器出现了。这使先秦时代因与骑兵作战败多胜少而退居二线的古老武器战车，又以新姿态出现在战场，并再次拥有了专门的编制——车营。